老兵回忆:连长重伤,副连长、三排长牺牲,机枪让叛匪抢走了

这是一位参加过平叛战斗的骑兵老班长,为我们讲述骑兵往事,见证一段感人的战友情谊。

我叫姜生杰,1935年出生,籍贯陕西省宝鸡县清溪乡,是1955年冬天报名参军的。



1953年我小学毕业,那时候全国扫文盲,我小学毕业出来,在农村教夜校,下午教妇女,晚上教青年,主要就是教拼音字母和最基本的一些字。我上了四年小学(初小),本来父亲让我跟着村里的先生去上高小(相当于初中),都已经说好了,结果父亲大清早赶牲口进山了(秦岭),走前给我母亲留了话,又不让我去了。那时候上学要自己背粮食,粮食很紧张,所以小学上完再没念书,就在家劳动,查田定产搞了一个冬天,后面又参加了民兵训练,教夜校。

1955年搞初级社,本来叫我当大队的会计,但是我的文凭低了点,会计没当上,1955年冬天正好部队开始招兵,我就报了名去参军。1956年正月初四,全村社员敲锣打鼓,我戴着大红花骑着马,被同村的人欢送到清溪区政府,住了一夜,区里晚上还举办了搭台唱戏。1956年正月初六,区政府把各乡新兵集中送到宝鸡县城虢镇,开动员大会。两天后,坐火车到天水步兵学校。1956年3月1日我正式授军衔,我就算正式的解放军了,在天水步兵学校入伍了。



这是刚发了军装后,在天水市照的照片,我们三个陕西宝鸡县一起入伍的战友:姜生杰(左一)、郭高(中间)、陈柏友(右一)。天水步兵学校在天水市东边,靠近城那里,我们入伍后在练习营。1956年宝鸡县清溪乡和磻溪乡一起参军进入天水步兵学校的人有:姜生杰(骑兵)、寄军孝、张德发、罗高荣、郭高(骑兵)、苏碎茂、王周科、白麦成、魏月礼(战斗中眼睛受伤瞎了,70年代我见过)、王清荣、沈选、任天福(骑兵)、陈柏友(骑兵)、毛具虎、李跃华、罗家有、张明芳(骑兵)。我当时分配到天水步兵学校练习营二连一排二班,排长是李自雄,班长是孟三四(志愿兵,陕西人),副班长是丁上武,训练半个月左右,1956年3月1日部队举行了誓师大会和授枪仪式,我成为了一名正式新兵,开始每天紧张的训练(队列、射击),在天水步兵学校训练将近有一年时间。

1957年甘南发生叛乱,3月份从天水步兵学校抽调三个连队送到平凉,分配到骑兵一师一团四连三排七班,1957年四月至五月间,我们一团部分人员坐了三四天火车,到东北吉林双辽县接马,马匹从双辽县装车,人马再乘火车到宝鸡火车下车,住了一晚,然后骑马三天回到平凉驻地。接下来在平凉开始骑兵的马技、射击等军事训练,一直到1958年3月份,整个骑兵师开拔前往甘南参加平叛战斗。我们团骑马出发到宝鸡,然后上火车到兰州下车,骑马向夏河方向进发。

我们一团从兰州出发,在临夏住了一夜,第二天骑马进夏河,在夏河发生了一次战斗,那天下午我们团刚刚进夏河,那个山谷很大,山高谷深,发现一小股叛匪,交火后叛徒逃窜,我们骑马追击,从山右边包抄。那山太高了,看不到顶,先把哨兵放上去,往上爬估计要两个小时,因为海拔高,大家爬的气都喘不过来,结果刚刚爬到半山腰,接到通知收兵,然后没有在夏河住,骑马连夜到达合作县,到达合作时已经是深夜,人累马困,修整吃饭,喂完马还没有睡觉,又接到任务,又发现叛匪,继续连夜行军,去包围夏河的一个山头(忘记叫什么山),行军一个晚上,又得到消息,叛匪已经逃跑,没有打上。这一天吃的东西也没有,上级通知,从北边向阿木去乎进发,合作往阿木去乎经过的草原基本上是平的,雾特别大,还没到阿木去乎的山上,发现山顶上黑压压的似乎有人在活动,连队命令包围山头,结果接近之后,才发现不是人,是一大群秃鹫,个头跟人一样大。

天黑到达了阿木去乎镇,团部跟一连、二连和三连驻扎在阿木去乎北边的河滩,我们四连驻到河对岸山下,离团部还有段距离。这里的山上还住着很多老百姓,我们连就住在老百姓家里,哨兵放出去后,我们四连才把马放出去准备做饭,突然团里派通信员到我们连报信,叛匪来了。原来叛匪从北边的山上一窝蜂冲下来,冲向团部,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,把二连和三连放出的哨兵打死了,一、二、三连都损失一些人。

叛匪骑马提刀来袭击,叛匪的刀比我们解放军的马刀要重,我们连马上骑马追,追过去之后叛匪已经逃跑。敌人在高山顶上集中着,我们连骑马往山顶冲锋,结果上坡马跑不动,马都呼吸不上来了,伸着舌头吐白沫,人只有下马,拉着马往上冲,到了半山腰,上级命令我们连插到山后面包围敌人,这个时候最危险了,敌人在山顶,我们在半山腰,他们用杈子枪在上面打我们,我们在下面却看不到上面的敌人,子弹噗噗噗的打在脚下面,尘土飞扬,米发排长指挥我们“赶快卧倒,赶快从这边往过插,麻利走快点”。那次虽然敌人在山上,枪打的远,但是我们连队没有人受伤。

我们四连包围过去之后,天已经开始黑了,准备拼刺,每个人胳膊扎了白毛巾,以防止伤到自己人。包围过去之后,因为我们连包抄的方向,山势陡峭,距离也太远,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,大部敌人已经冲出包围圈逃了,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夜,然后撤兵回到营地,我们的连长(张勇)在这里被撤职了。我们团二连,就是任天福和陈柏友所在的连,从另外一个方向打,那里山坡较为平缓,敌人刚好从这个方向往下突围,二连伤亡严重,牺牲两个排长,好像还有个副连长,这一仗牺牲很多战友,二连三排几乎全部牺牲。

时任指导员刘交旺对这场战斗有详细的回忆:

" 连长负了重伤,副连长两次中弹后牺牲,三排长牺牲了七班长七班副都牺牲了。机枪让叛匪抢走了。”

这是刘老讲述一场亲历战斗时的一段话。

开始刘老语速很快,对六十年前的战斗过程记忆犹新,讲到这句话时,刘老戛然而止,老人哽咽了 。

这场激战,是当年骑兵一师一团二连三排阿木去乎西北达拉山战斗。

1958年的一天,二连连指率前卫排在达拉山中突然遭遇大批叛匪,先攻下叛匪盘踞的山头制高点,随后立即转入防御,孤军面对数百名叛匪的三面围攻,战斗一上来就打的异常激烈,连排干部相继伤亡,只剩下刘交旺指导员一人在指挥,从中午直打到晚上援兵到达 。时任连长王宝玉,指导员刘交旺,副连长蔡清云,三排长王云山 。

“那天,我们正在河那边,卸下马鞍,准备生火做饭,突然通信员骑马跑来,说有敌情 。我们赶紧出发,冲进山里,这时其他连队在攻击大山上的叛匪,参谋通知我们从侧翼迂回过去,我们就带着三排绕过去打 。当时,一排配属其他连队战斗,二排负责攻击另一处叛匪,我们身边就这一个排 。”

三排在沿沟迂回时,遭遇当面叛匪的阻击,立即向山头发起攻击,夺占制高点 。

当时的叛匪有多少,刘老只说人特别多,火力非常密集。



据记载,围攻三排的叛匪有四五百人之多 。

战斗打响,刘交旺指导员和三排长王云山,带队攻打叛匪盘踞的山头。

“我和三排长,他提个手枪,我提个手枪,一起往上冲,山头上的子弹打的我们的马乱跳,冲不上去,让叛匪把我们压在沟里,就麻烦了 。”

“我们把战马让副指导员带着控马兵看着,冲上去,打了没多久 ,连长就负伤了。”

“三排长抢过战士的冲锋枪,就在我旁边,半跪着打,打了才半分钟,又被打倒了。”

刘老说的三排长王云山,是1953年骑兵第一师的模范人物,那时是二连战士,在黄河第一湾歼灭马良主力时,只身冲进敌群,用战刀毙敌数名。这个上了师史的唐克山战斗英雄,就倒在了这场战斗中 。

在叛匪持续不断的攻击下,干部的伤亡一个接一个。

“副连长带着七班往那边打,一下就中了两枪。”老人指着身上两处部位:“当时就牺牲了,副连长蔡清云,我记得是四川人 。”

刘老讲到战友牺牲,声音再度失控,这时,还是要转开话题,劝慰刘老后我问:叛匪拿的应该都是老七九之类的步枪吧?

“对,他们没有自动火器,也没有手榴弹。可这个叛匪呢,有个特点,马骑的好,很陡的坡都能骑马跑下来,那里家家有马,户户有枪,他们那个杈子枪往地上一立,打中你不是脑袋,就是前胸,全是上半身,打的准得很 。”

“刘老,打到后面您用什么武器,手枪还有子弹吗?”

“打到后面,最近的时候,能看见大群叛匪露出的半截身子,就用轻机枪和冲锋枪打,手枪不顶用,我一直在摔手榴弹 。”

“刘老,叛匪冲进七班阵地的时候,拼马刀了?”

“ 不是,马刀都在马鞍上挂着,马都集中在山下,我们徒步战主要以火力杀伤敌人,肉搏时,战士的骑枪有枪刺,我们那时排以下配马刀,连级干部不配。”

刘老讲述:当时八班在身后的山包上,他身边是七、九两个班,七班在左下方山腰处,叛匪蜂拥而至,冲上了七班阵地,双方肉搏在一起,当时,刘老在山上听到了七班长喊口号,“ 他喊共产党万岁!我听见了 ,这意味着七班全部牺牲了。”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。


连长两次负伤,副连长、三排长相继阵亡,阵地上只剩刘指导员在指挥,周围叛匪麋集,情况十分危急。

三排副排长郭孟光,在另一侧山头上带八班坚守。

七班长苗建华牺牲 。

(七班副牺牲,名字没有留下)

八班机枪射手任天福牺牲 。

九班班长耿有明牺牲。

九班机枪射手王耀忠负伤。

九班56年老兵李怀清负伤,战后立三等功。

战斗很残酷,干部、班长、机枪射手是对方重点杀伤对象 。

刘交旺指导员也挂了彩,左眼眶侧部被枪弹擦伤,至今留有疤痕 ,这一枪明显是奔着头部来的。

刘老:“当时为了请求支援,我们把信号弹都打光了,没有联络上,大家都很急。”

危急时刻,二连有两个老兵表现出色,一个是军医张良才,一个是连部通信员何永泽。

激战中,张医生一面火线救护,一面拿起牺牲战士的冲锋枪奋勇战斗。连队干部会上,王宝玉连长提议,自己带领伤员留下抗击叛匪,让刘指导员带大家突围,张医生不同意,理由有三:一是堵截叛匪的任务完不成,不能撤;二是伤员行动不便;三是牺牲战友的遗体带不走。刘指导员支持张医生的意见,决不能丢弃战友 。

“我们那个军医好啊 ,他叫张良才,我对这个连队不熟悉,打的最激烈的时候,他帮着喊口号,鼓励士气,坚定大家的信心。”

刘老:“情况紧急的时候,我留了一颗手榴弹,我对张良才说,如果顶不住,叛匪要是冲上来,咱俩在一搭,我来拉,决不能让叛匪抓活的,当时已经做了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 。后来我们又把叛匪打下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让叛匪抓活的呢,我以前在的那个部队,军区独立团,驻电尕寺那边,我带过的那个连队的一个排长,叫张根贵,平叛开始后,叛匪把电话线割断了,他带着一个排出去查线,被叛匪伏击,全牺牲了,就跑出来一个战士,是他让战士先跑,他自己掩护,最后负了伤,被叛匪抓住,拿这么长的钉子,活活给钉死在墙上了 。当时我就想,决不能活着落到他们手里 。”

“张良才是我们山西老乡 ,是汾阳人。战后,军医和通信员都立了功 。” 刘老说道。

刘老珍藏的一张照片,左边就是张良才院长。



通信员何永泽在数天前的党家沟战斗中,就冲破叛匪的阻挡,单人独骑完成了送信任务。当时何永泽纵马腾开袭步,飞奔而去。袭步是骑兵术语,指战马以全速奔驰。

此次战斗,他再次受命冲出去,通知二排前来支援, 刘老对当年的情景印象深刻:“通信员走的时候,还担心我们,把他的冲锋枪给我留下了。他骑上连长的马就跑了,连长的马好 。”

书中记载,何永泽只有一把军刀,他抽出军刀,骑马冲了出去,叛匪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被他一冲而过,最后战马被跑垮,倒在地上,他爬上一座山,看到山下有人,聪明地滚下一块石头,听出说话声音是战友,二排联络上了 。

“那时天已经黑了,突然从我头上,向前方飞过去两颗曳光弹,是通信员带着二排上来了,打曳光弹通知我们 。”

增援部队终于到了,苦战并未结束。

“二排上来后,又激烈地打了一阵子,叛匪才撤了,五班长张元又牺牲了。”

等到赵子灵副团长带着其他连队赶过来,战斗已经结束,刘老回忆,赵副团长看到阵地上的烈士和伤员,心情难受,一语不发。

“牺牲的战友,都用雨衣包着,集中在一个房子里,第二天,用汽车送到合作去,埋在那里,我为什么这么难受,很多人都还没认识,他们就走了。”

刘老解放前入伍,解放时在六军18师,后随部队改编为公安11团,任连指导员,参加1953年甘青川边剿匪。1958年从部队某预备学校毕业后调到骑兵第一师,1958年甘南平叛开始,骑兵第一师首战王尕滩后,到二连当指导员。

姜生杰老人继续回忆道:

阿木去乎这场仗,任天福和陈柏友牺牲了,任天福是清溪乡任家山人,陈柏友是磻溪乡的,我们都是一起参的军。任天福跟我关系最好了,在征兵验收那天下午,我们新兵在宝鸡县虢镇集合,部队通知说当天不出发,第二天早上出发到天水,当时我们刚刚发了新军装。晚上我跟任天福商量:“咱们回家看一看吧,第二天就要出发了”,于是我俩换上新军装,把换下来的旧衣服带着,连夜赶回家,在我家待了一下,在他家待了一下,在家没睡几分钟,天亮前又赶回虢镇,回去的时候新兵已经在集合上火车,要出发去天水了。

从合作往阿木去乎的行军路上,本来他们二连在前,我们四连在后,后来团里命令四连跟上,和二连齐头并进,刚好在路上碰到了任天福,还跟他一起抽了支烟,说了一会儿话,结果他当天晚上就牺牲了。后面我写了封家信告诉我父亲,到任天福家里去报个信,任天福的母亲知道后眼睛都哭瞎了,我后来一直自责,是不是应该由部队来通知会好一些,可是任天福是我一个村的,又是我最好的战友,当时没有多考虑,至今想起来都是叹息。



阿木去乎战斗结束后第二天,继续行军,大概五一前经过碌曲到玛曲县(尼玛镇)的黄河边驻扎,还记得五一劳动节部队组织包饺子,下起了非常大的冰雹,把马惊了,马在草原上四散奔跑,丢了好几匹马。除了阿木去乎,玛曲欧拉乡那场战斗规模较大,我们连队伤亡小,但是步兵伤亡人数较多。

黄河边的欧拉乡地区,山也很大,这场战斗几个连队一起包抄,我们连队从东面沿着黄河包抄,另外的部队从北边山上包抄下来(步兵),这场战斗消灭不少叛匪,还有一些叛匪坐羊皮筏过了黄河,也有骑马过黄河的叛匪,被水冲走了一些。兰州派来了好多工兵,把羊皮筏子连起来,搭上木板,晚上步兵先头部队过河抢占桥头,当天夜里只听河对岸枪声打的很激烈。第二天我们骑兵连过河,一直南下到达阿万仓一带,在阿万仓一带搜索叛匪好多天,一直到了久治县,在白玉寺住了些天,后面接到任务,说班玛县的寺庙里发现叛匪,沿马可河这边是原始森林,骑马无法进入,米发排长就挑选精兵,带领我们徒步夜袭这一股叛匪,叛匪逃窜进入了森林,后面在这一带搜剿了很长时间 。

1958年后面逐步进入冬季,部队返回夏河。1958年的平叛中,我是班里的骨干,所以1959年部队让我延期一年转业,提升为二排五班班长,留部队带新兵,3月份又进入到班玛县,还去了壤塘县。这时候陈麦志已经是我们班的战士。 我们把兵马驻扎在班玛县,出去到山上搜索叛匪,半山腰上没有水,有战士实在渴的受不了,喝了自己的小便。后面又转到了九河沟,发生了九河沟战斗,陈麦志的回忆基本上都差不多。九河沟战斗我们班是主力尖刀班,在山上往山下从中路包抄敌人,米发排长跟着我们班,战斗是天不亮时发生的,我们从山上连续往山下打,冲下去后叛匪溃逃,我们又回到山上,才发现我们排六班的冯禄锁和党政和牺牲,战友的尸体后来用马驮了两天,埋到了班玛县。这一仗我们班消灭了不少叛匪, 战斗中陈麦志表现出色,立了功。

以下是米发和陈麦志对九河沟战斗的回忆:

九河沟战斗,是1959年在青海果洛州班玛县境内,解放军骑兵第一师一团,在多可河围歼战追剿叛匪时发生的一场激战。四连担任尖兵连,担任尖兵排的二排,排长就是米发老人,而战斗中抓获俘虏的,就是冲锋在前、初战表现出色的陈麦志老人,当年一团四连二排五班的自动枪手。

米老和陈老,当年一个是指挥员,一个是战斗员,两位老人的亲历,分别通过口述,从不同角度真实还原了这场战斗。

(米老与陈老)

1959年七月,骑一师一团在班玛牧区的追剿中,在九河沟发现大股叛匪在河谷内集结。

米老:“九河沟战斗,当时我们团里,四连是尖兵连,我带的二排是尖兵排,团里的部署是,我们排上到山顶,沿山梁往里插到九河沟沟底,沿沟口往上打,其它连从正面往下攻,这样敌人就跑不了了。”

“我们就开始连夜往山上爬,那座山太陡了,满山的石头,脚板一踩哗啦哗啦石头往下滚,把我们爬的累的,地图和实地相差太大,天都快亮了,爬了大半夜,才爬了一半,九河沟有一二十里长,再想上到山顶再插向沟口,根本不可能了。本来是要不惊动敌人,从山顶绕过他们,插到沟口包围起来再打。这时敌人发现我们了,开始打枪。离最近的敌人只有一百多米,这时连里下来的刘副连长,情况不熟悉,就跟我商量,说老米,你看咋弄了?”

“我说还咋弄了,再往沟口插已经赶不到了,打吧,放跑了敌人,到时候说咱们战斗思想不积极,要负责任的。我说你带一个班往森林那边抄过去,堵住那边,我带两个班直接往下打,就这样,我带着两个班就冲了下去,河道弯弯曲曲的,叛匪一半人掩护,一半人跑,交替掩护着逃跑,敌人每到一个拐弯就停下来打,我们也停下来打,子弹溅起的水弄了我一头一脸,敌人跑,我们再追,就这样一路撵着打,

“冯禄锁牺牲了,党政和也牺牲了,还有一个战士,也是六班的,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党政和是一连长高占林的通信员,调到我们排当副班长,可灵活、可精干了那孩子,可惜了。”

“冯禄锁个子可大了,长得特别魁伟,就让他去扛机枪,那孩子可好了。哎,敌人打中了他的弹药包,结果弹药包炸了,我看见他的时候,还有一口气,头一天出发前,大家都吃点干粮,我看见他不吃,问他你咋不吃哩,一会要夜间行军,这孩子也不说话,我一看,干粮袋都空了,个子大能吃,我就把自己的炒面给他倒了一碗,牺牲了,我就想,当时应该多给他倒一点,每次想起来,可后悔了。”

在讲述亲身经历的战斗时,实事求是,语言朴实无华,非常真实,是这些骑一师老前辈们最令人敬佩之处。

这场战斗,由于地形不熟,地图与实地偏差太大,二排根本不可能上到山顶再沿山梁插到沟口对叛匪达成合围,把包围战打成击溃战,纯属无奈。正应了陈赓大将那句著名的论断:再好的作战计划,枪声一响,作废一半。

战士们刚从断粮中熬过来,体力都没有恢复,连队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,还要攀爬高海拔缺氧的大山。如果要承担责任,二排当然是冤枉的,米老果断临机处置,发现情况后,立即指挥全排冲下山,向匪群发起攻击,米老的指挥在这样的情况下无可挑剔,全排迅速接敌战斗,穷追猛打,六班战斗骨干和机枪射手当场牺牲,战斗作风更是没说的,挨批评主要是因为牺牲了三名战士。

对于受批评,米老当然想不通:“就这还受批评了,(上级)说你们打的很英勇,但怎么指挥的,牺牲了三个战士,十个叛匪换我们一个战士我们也不换,一下牺牲了三个。”米老说到牺牲三个这几个字时,声音一度哽咽,米老的女儿怕父亲动感情伤身,劝父亲不要说了,米老却很固执:“你不要管,说的这里了,不说,以后我记不起来咋办。”

“打仗就要牺牲人,我们没有怕死,如果不是我们果断往下冲,追着叛匪使劲打,一个叛匪也消灭不了,那些战果也没有,只要没有怕死,担责任就担吧,当时我就想,已经到不了沟口了,又牺牲了三个战士,这回肯定要受批评,受处理。我们只能猛冲下去打,打死就打死,打死去球,死了啥也听不见了,”米老率直豪爽,对当时的心理坦言不讳。

地图与现地不符,这也不是第一次了,骑兵第一师58年平叛时,晒银滩战斗就因地形原因与11师步骑协同出现脱节,没有围住叛匪,可生托落哈战斗还是地图与实地不符,找的向导还经常是叛匪的人,这些都是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,平叛战斗的艰辛困苦也正在于此。

“我们一直追,把一股七八个敌人堵在山洞里,都消灭了,没能合围,叛匪大部分跑掉了,我们还是抓住了几个。”

米老说的抓了几个,活捉叛匪的就是陈老。

“我们爬到半山腰,天已经亮了,叛匪发现了,当时我们就冲了下去,我看见两个叛匪向一道山梁拼命跑,端着枪就追了上去。”陈老说到当年的战斗,声音洪亮,手势有力,当年那位勇猛冲锋、奔跑如飞的新战士仿佛又回来了。

“我从这边的山坡上往下追,那两个叛匪边打枪边往对面山梁上跑,要是让他们翻过山梁,那边的地形不知道是什么样,就麻烦了,我一边用冲锋枪点射压制,一边猛冲,沟里一条小河,有三四米宽,水刚没过膝盖,我冲过去的时候,一下被水下的石头滑倒了,右膝扯了一道大口子,当时也没感觉,爬起来继续往坡上追。”陈老挽起裤腿,右腿膝盖上,一大块伤疤赫然在目。

“我跑得快,几下子就撵上了这两个叛匪,一个特别壮的家伙拿着一支叉子枪,保护着一个带高帽子的,我用枪对准他,大声命令他缴枪,这个叛匪还抱着枪不放,我上去踢了他一脚,把枪缴下来,放下枪就不能打了,我们有纪律,这个叛匪右肩被我的冲锋枪打中了,衣服破了,没流血,可能只擦破了袍子,这时候后边战士也上来了,我也再没管这两个俘虏,又向上继续冲,登上山梁,想看看下面的情况。”

这时,陈老突然听到班长姜生杰大喊:“陈麦志快卧倒”。

“班长一喊,我赶紧卧倒,几乎在同时,一排排子枪就打了过来,一发子弹把我挎在右边的弹匣包打了个窟窿,班长这声命令救了我的命。”

(陈麦志老人)

“班长来到我身边,指着我的右腿说陈麦志你负伤了?我才发现右腿的裤子已经被血染红了一大片,我跟班长说刚才过河时冲的太急,摔了一跤,不碍事。”

班长战斗经验丰富,站在山梁上是最危险的地方,陈老当时一时追的兴起,没顾上利用地形隐蔽,经过这次生死一发之际,才真正理解了班长经常说的保存自己、消灭敌人这句话的意义,他至今念念不忘姜生杰班长,失去联系很多年了,姜生杰班长是陕北人,“班长救了我的命,他应该还在,有生之年多想再见上一面,这些年我总想着这件事。”

“叛匪的枪法非常准,那个枪叉子往地上一支,指那打那,这时候四班长杨占忠过来了,他拿着那个叛匪的叉子枪,说陈麦志,伱缴的这支枪里子弹还上着膛呢,我说刚才叛匪一直在用枪打我,我边跑边打,没让他架起枪来,杨占忠这时把叉子枪架起来,对着远处的叛匪开火,打倒了两个叛匪。”

“杨占忠枪法好,刚进班玛时,有一次他到我们班叫上我,他拿了一支骑枪,我没拿枪,跑到很远的野外去打黄羊,他一枪就打中了一只,那只黄羊中弹了还跑,跑了一段路才倒下,我们俩兴奋地抬着黄羊回来了。他叫我跟他去,是因为我跑得快。”

“没想到刚到驻地,连长刘素真板着脸站在路口,劈头盖脸把他一顿训,擅自出去打猎是违反纪律的,这时候指导员朱麦来过来了,说打了就打了吧,下次注意,给解了围,连里那次吃上了黄羊肉。”

九河沟里,叛匪逃得很快,陈老和战友们继续往下追,“我又跑到最前面去了,叛匪边逃边往这边打枪,有几颗子弹就从我头上飞过去,这时我第一个看到刘副连长带着几个人从另一个方向过来了,步话机上的天线特别醒目,”刘副连长带着一个班,到森林边上兜击叛匪,这时也打过来了。

在继续追击的时候,陈老看见地上叛匪的尸体,脚上有穿皮鞋的,根本不像是当地人的穿着,班长催促继续前进,没有顾得上去搜,那时叛匪里有美国中情局的顾问,都是空投过来的,这些穿皮鞋的十有八九是这些来头。陈老觉得很可惜,如果去搜一搜,说不定有手枪之类的战利品。

战斗结束了,这次战斗,是陈老第一次开枪,他发挥自己冲击速度快的特长,奋勇冲杀,一下活捉了两名叛匪,初战中表现的非常勇猛顽强,为二排的九河沟战斗,争得了战果,米老回忆说,“陈麦志任务完成的好,表现很突出。”

硝烟散去,得知三名战士牺牲,大家都难受的吃不下饭,米老说:“战士们都很难受,大家平时朝夕相处的,我也难受,可还得给大家做工作,劝大家,人已经牺牲了,没有办法,大伙该吃饭还得吃,后边还要行军打仗,动员大家吃饭。”

姜生杰老人继续回忆道:

这之后,又在班玛县搜剿叛匪两个月,冬季时撤离回夏河。

1959年,我们骑一师一团四连二排五班,连长刘树贞、排长米发、班长是我,副班长李久跃,战士有陈麦志,高殿军,张建功、李友勤、李辽。

我们一个班一挺轻机枪,配正、副射手,班里一半步枪和一半冲锋枪。 冲锋枪每个人要背100多发子弹,步枪也要带不少子弹。 每个班有一匹马驮锅灶、帐篷等,自己的马驮自己的行李。



1958年刚刚进入甘南时,粮食和供应还是有保障的,粮草由地方政府负责,以后发生困难,才有空投粮食和补给。 在高原上行军,水烧不开,做饭时用铁锹挖个坑,要捡牛粪来烧,锅里的饭,经常是下面生的,上面熟的。在阿万仓一带行军搜索敌人期间,出现了断粮,只带了三天的干粮,我们要吃十一天。

排长米发最喜欢跟我们班一起,经常在我们班吃饭,住在我们班,睡一个帐篷。还记得部队一搞到点牛肉,快吃饭的时候他就喊“五班长,给咱们包馅饼”,叫我们班包馅饼,把牛肉做成馅,放点盐,做点死面馅饼大家吃。

陈麦志1959年初补充到我们班,个头比我还高,身材魁梧,陈麦志好学,精神头特别好。这还是当年分别时,陈麦志给我的留念照片。

1959年冬天部队撤回夏河后,1960年过完春节,我转业到了兰州一个军工厂,年底被派到上海学习,1977年工作调动回到宝鸡宝光集团,直到退休。


姜老的回忆看似平淡,却很珍贵:这份回忆,不仅对老四连的转战路线做了清晰的记录,而且还提供了56年天水步校新兵战友、以及58年后二排五班的名单,特别是两位烈士的情况,相关都资料未见记载,这些回忆非常重要。对于个人的战斗细节,姜老讲的不多,但我们应该想象的到,一位平叛时期战斗班的骨干、老班长,在非常时期超期服役,不仅要带领全班奋勇战斗,还要保护和照顾新战士,带好兵,鼓足劲,爬冰卧雪忍受饥寒,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常年转战,何等不易!艰苦岁月都写在了照片上,写在脸上,看那时的军人,老兵一脸的坚毅,新兵一脸的无畏。

姜老的儿子是在成都从网上看到本系列,发现有陈老寻找老班长姜生杰,上个月联系上了陈老,又专程从外地赶回父亲身边,整理了这份口述。我也托付他多问老人一些读者关心的话题,姜老年事已高,就记忆所及做了回忆。老人们有些事记不起来或不愿提及,是大家必须理解的,当年参加过战斗的刘交旺、郭文忠、米发、王志辉、邹文俊、陈麦志等老人,无论是来自察骑绥骑骑一师、还是步骑炮后勤,说起战友的牺牲,无一不是情绪难以自制,流下眼泪,我或是只能握住他们当年抡骑兵军刀的手,不知如何劝慰;或是在录音里听到老人突然哽咽,然后长时间不再说话,只听到老人儿女们在安抚,这些感染人心的情景,实在难以表述。对老班长,陈老终生难忘:

“新兵没经验,不是班长喊我卧倒,那一排枪过来,我就没命了,经历生死,才理解班长一再强调要保存自己、消灭敌人的意义,是班长把我这个兵带出来的,我想念老班长!”

自1961甘南分别,姜老与陈老已经失去联系长达58年,陈老这张平叛时期头戴棉毛军帽的照片,自己都没有,而老班长一直珍藏至今。(陈老只有一张65年在托里的老照片,其他的都给出版社了,下落不明。)八一前夕,两位当年英武的骑兵战士在垂暮之年,终又重逢,夙愿得尝,实在可喜可贺!这份战场上的生死战友情,跨越世纪,历久弥坚,堪称军旅佳话。祝所有老战士们健康幸福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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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号作者简介:王正兴,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,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,曾在步兵分队、司令部、后勤部等单位任职,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,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。其著作《这才是战争》于2014年5月、6月,凤凰卫视“开卷八分钟”栏目分两期推荐。他的公众号名亦为“这才是战争”,欢迎关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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